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上，一位政治局候补委员站起来，当着所有人的面，对毛泽东说出了一句让全场哗然的话——“你懂什么马列主义，顶多是看《孙子兵法》《三国演义》打仗！”说这话的人叫凯丰，他竭力为博古辩护，公开向毛泽东发难。 而彼时坐在台上的博古，正是中央最高领导人，刚刚因第五次反围剿的惨败和湘江血战，把八万多红军打成了三万余人。一个掌握最高权力的人即将交出权柄，一个敢于当面讥讽的人却留在党内——这两个人，后来为何都被毛泽东委以重任？ 遵义会议：一场只反路线、不反个人的会议 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上，博古作了报告，把失败归结于客观因素，没有承认军事路线上的根本错误。张闻天、毛泽东、王稼祥相继发言，逐条指出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防御中的保守主义、转移当中的逃跑主义。 凯丰当场站出来维护博古，讥讽毛泽东不懂马列，只会照搬古书打仗。毛泽东当场反问：你知不知道《孙子兵法》一共有几篇？第一篇文章叫什么?凯丰答不上来。 会议作出了决议，在政治局中增选毛泽东为常委，并取消了博古、李德最高军事指挥权。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这次并没有像对待犯错误的人一样一撸到底的处理。 博古虽然被取消了最高军事指挥权，但他仍然保留了政治局常委的身份，中央就把他安排到总的政治部代理主任的位置上去了，负责部队的思想动员和思想教育工作。 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采取了一种极为克制的一种方针，就是只集中批判博古、李德的军事路线问题，对其他的人他都用一种耐心去说服他们，争取他们来改变自己的立场。 博古交权：铁皮箱子里的格局 遵义会议以后，博古并没有立即交出全部权力，还是中央总负责人。部队行军到了川滇黔的鸡鸣三省的时候，在常委里面决定由张闻天来代替博古负总的责任了。周恩来去找博古沟通一下的时候，博古心里知道多数同志已经不承认他领导了。 当时凯丰还在背后劝博古不要把权力交出去，但是博古没有听凯丰的，他说应该服从集体的决定。1935年2月6日的时候，博古让警卫员把两只装有中央文件、印章的铁皮箱子送到张闻天住的地方，正式完成了权力的移交了。在交权以后他也没有闹情绪，当场就说：中央有什么任务都可以安排我去做。 毛泽东的用人逻辑：不是“宽恕”，而是“使用” 毛泽东后来对日本访问中国的代表团回忆说，在遵义会议的时候，凯丰说他打仗的方法不高明，是照着两本书打的，“其实，打仗的事怎么能够按照书本去打呢？ 那时我只看过一本《三国演义》”。从这番话里可以看出，毛泽东并没有因此就记恨凯丰了，反而从中看到了一个值得反思的角度。 这种态度的背后，是毛泽东对革命队伍人才状况的清醒认识。长征的时候，红军被几十万敌军包围着，每一天都有战斗，在能识字、懂理论可以做宣传和组织工作的干部本来就很少的情况下。 博古虽然犯了路线错误，但他马列主义理论的基础很深厚，文字能力很强，长期在中央机关工作，熟悉整个的程序，让他放在总政去负责部队的政治动员和文件起草，他确实能够胜任。 后来博古在延安主持《解放日报》、新华社的工作，在创办《解放日报》，改进新华通讯社方面为党的新闻事业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而凯丰的情况更能说明毛泽东的耐心了。遵义会议以后，凯丰的思想并没有马上转过来，他还说过：“谁对谁错，走着瞧吧。”可是中央没有撤他的工作，只是让同志们经常和他谈话。 红军在毛泽东指挥下四渡赤水，一次又一次把敌人调动起来跳出包围圈，战场形势的变化使凯丰亲眼看到新的指挥路线确实能把红军从绝境中带出来。 大约过了两个月，在扎西的干部会议上，凯丰主动地做了一个自我批评，承认自己坚持了错误的观点。他后来回忆说，大概用了两个月的时间才慢慢地认识到以前判断的幼稚。 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毛泽东之所以重用博古、团结凯丰，其核心逻辑就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只要不搞阴谋分裂，愿意在行动上执行中央的决定，就继续安排他合适的位置。 博古和凯丰虽然犯过路线错误，但是他们都没有私心，没有出卖组织，也没有拉帮结派去对抗中央。长征的时候，在面对张国焘另立一个中央的这种分裂行为的时候，博古参与起草文件来驳斥张国焘，凯丰在宣传战线上公开来说批判了分裂的行为，他们都坚定站在了中央的一边。 1962年毛泽东回忆凯丰的时候，并没有怨恨，反而说正是因为凯丰的讥讽，“从那以后，倒是逼使我翻了翻《孙子兵法》”。这句话道出了毛泽东作为一个领袖的格局——他把反对者的批评当作一面镜子，把愿意改正错误但是曾经犯过错误的人看作是革命中宝贵的财富。 在红军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都成了毛泽东能够带领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重要关键。 回望这段历史，毛泽东之所以对博古、凯丰不揪旧账，不是忘记分歧，而是深知革命需要一切愿意改正、愿意执行中央决定的人。 博古交权不闹分裂，凯丰讥讽后能自我批评，这就是可以团结的同志。最高明的领导，不是把反对者一棍子打死，而是把不同意见转化为教训，把犯过错误的人重新纳